开云app 大人的爱情：徐向前的婚恋往事（徐向前评传83）

（本文主要聊徐帅的感情生活。有点太长了，将近一万一千字，但如果四段感情分开说，又觉得不如放在一起，因为完整来看更有意味。就这样吧。老朋友们我觉得还是习惯长文的。感兴趣的可以慢慢看。）

1

1946年5月4日，45岁的徐向前在延安同黄杰结婚。

婚礼极其简单。据警卫员张双优回忆：“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他们四人打扑克。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唉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叫他们快作准备。内心里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一声。当我跟随首长他们两人步行回到家时，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了一声：'嗨！小鬼！’”。

打了几圈扑克，就算是结婚了，接下来就领着老婆、抱着铺盖卷要回家了。就是这样。

警卫员们觉得不是个事，硬是找了辆卡车来，把新娘子和作为嫁妆的铺盖卷一起拉了回去。

没通知任何人，也就不用请客了，跟警卫员们一起吃个饭就算完了。饭也是平常的饭。还是警卫员们觉得过意不去，强势做主，杀了只鸭子，好歹是个意思啊。

简单至极的婚礼，却开启了两个人相敬相爱的一辈子。

黄杰，1909年生于湖北江陵，15岁因逃婚离开家乡，17岁辗转考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19岁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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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黄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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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曾在上海参加过周公领导的地下斗争。这期间，与曾中生相识相恋，结为夫妻。结婚当年，曾中生被派往鄂豫皖工作。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这一别即是永诀。

1938年，黄杰与我党最早的飞行员郑德结婚，接着还是同样的剧情，新婚分别，一别永诀。结婚当年，郑德被派往迪化学习，后于1940年遇害。

此后，或许心绪低落，黄杰全心投入工作，未再言及个人感情生活，直到1946年，时任延安第一保育院院长的黄杰在红四老人张琴秋的介绍下与徐向前结为夫妻。

革命年代的婚恋就是这样，生死离别，都很平常。徐向前在这方面同样如此。1946年，45岁的徐向前也已经历过三段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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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与黄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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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徐向前在老家当小学老师时就已经结了婚。

对方名叫朱香蝉，两人的结合是典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虽然徐向前是个社会变革期受时代风气影响的、有进步思想的知识青年，而朱香蝉不识字，但朱氏“性格很温和”，徐老师也性情纯朴，所以小两口的日子还是不错的。

小媳妇备受婆婆喜爱，因为小学老师要住校，只在周末回家，婆婆就让媳妇回娘家住。那个时代当媳妇不易，回娘家住等于放假。小学老师周末回家时，先到东冶镇接上小媳妇，再夫妻双双把家还。

一个温婉贤淑旧式女子，一个纯朴正直的小学老师，如果不是大时代的风潮，我想他们会这样安静平和地过完一生。

但现实容不下岁月静好。

小学老师脑子里的进步思想潜滋暗长，越来越强烈，虽然这时他还没有明确的方向，但这种思想却禁不住地在教学中流露出来。

最终，因为宣传进步思想，一向谨小慎微的小学老师在任职两年后被再次解雇。

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再次被解雇恰恰是一个助力，让那个在安稳现实和追求理想中挣扎的小学老师最终下定决心，离开家乡，离开妻女，离开平静安稳的小日子，去追求自己的理想。虽然那时也还看不到前路何在。

1924年，23岁的小学老师抛家舍业，走向茫茫未知，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同样，一别即是永诀。

就在这年秋天，朱香蝉一病不起，不久病故。

她临死前很想见丈夫一面，家里也给徐向前写了信，但黄埔军校纪律严格，加之路途遥远，道阻且长，他根本就回不来。

她就这样带着遗憾离开了。

军校学生的心里一定也是憾恨难平，但有什么办法呢？

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以简短但郑重的叙述给朱香蝉留了一个位置。他说，“我同东冶镇朱门长女结了婚。”他说，“他叫朱香蝉，性格很温和。”他称她为妻子，“妻子临死前很想见我一面，但我远在广东，…”

3

徐向前并非寡情之人，但他的感情生活总让人觉得平平淡淡，没有温度，这大概因为天生的性格，也或许跟革命年代的残酷现实有关。

大时代的洪流中，人如蝼蚁，特别对于一个生死度外、投身理想的革命者，生与死与离别更是所在皆是，容不得你缠绵悱恻、多愁善感，滔滔匆匆切切，你甚至连流一滴眼泪的时间都没有。

这样的情形，加上徐向前天生的沉稳内敛、务实质朴的性格，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似乎木讷寡情的人。他似乎感情淡薄，似乎不通人情，但细索其情感轨迹，却又是深情绵邈，恳切悠长。似淡实浓，似浅实深。

我把它称为“大人的爱情”。

“大人”自然不是指年龄，“大人”是一种形态，深沉、内敛、安静、平实，它区别于那种轰轰烈烈、“情天恨海”的“儿女之态”。形象一点说，它不是爱情小说的多情封面，而是一对说着闲话、并肩走过的白发夫妻。

他对朱香蝉如此，对他的“爱人”程训宣同样如此。

4

1929年底，经曹学楷介绍，时任鄂豫皖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的徐向前与苏区妇女干部程训宣结婚。

程训宣是黄安人，生于1910年，时年19岁。

程家可谓一门忠烈，兄妹五人，除了大哥程启光得享天年，二哥程启宗、三哥程启波、四哥程启东，还有程训宣这个小妹，均为革命烈士。

程训宣受哥哥们影响，也参加了革命。她读过几年书，当过小学老师，加之性格爽利，敢想敢干，很快成为“叫得响的妇女主任”。

有一次徐向前与曹学楷到程维德村检查扩红工作，在程氏祠堂门口的地坪上，妇女会正组织表演节目，当时一个姑娘正在唱歌。

徐向前不禁说道：这个妹子的歌唱得真好！她是谁呀？

曹学楷告诉他：她是程启光的妹妹，名叫程训宣，小名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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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安县程维德村祠堂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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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详细的描述，但我们可以想象徐向前说这句话时的情态和语气，会不会有种不同寻常的下意识的流露？而这在一个别默寡言、深沉内敛的人身上会显得尤其突兀。

然后曹学楷捕捉到了，然后主动作起了红娘。

这样的想象并不算离谱。

所以，虽然中间有曹学凯介绍，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徐向前对程训宣是一见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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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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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结婚时，没有合适的地方，洞房就选在了程维德村的程氏祠堂，而两人初见就在程氏祠堂门口的地坪上。

虽然结了婚，但两人并没有多少时间厮守，一个在前线，一个在后方，各忙各的，聚少离多。

可能出于互补，徐向前喜欢程训宣泼辣大胆、敢说敢做的性格，但同时对她也有颇富爱意的批评：嘴上没个把门的，想哪说哪！

大概正是出于对程训宣的这种了解，当老张大搞“肃反”，不断有人被抓时，徐向前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所以，徐向前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想麻烦下自己的妻子，他让警卫员带着着自己的破袜子去找程训宣，要让她补一补。

徐向前向来自己做针线活，还曾笑称这是自己的“看家本领”，自己的衣服鞋袜破了都是自己缝补，这个习惯在以后也继续保持着，直到去世。

那现在为什么要让妻子补？他自己解释说是因为战事紧张，没时间。但这个说法很牵强。之前之后战事紧张的时候多了，你也是自己缝缝补补啊，更何况，战事紧张到这种程度，你的一双破袜子就那么重要，非得专门派人那么麻烦地送到后方让老婆补？

其实他是放心不下，派人去了解情况。

果然他的担心没错，警卫员回来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

事已至此，徐向前虽然揪心，也不便过问了。

关于这事，后来有各种评论，比较多的是质疑徐向前为什么听之任之，不能冲冠一怒，为老婆说句话。

但如果您稍微了解下当时的环境和气氛就会明白，他真不方便讲话。王树声的妹妹也跟程训宣一起被抓，后来也同样遇害，他也同样不方便讲话。更何况当时战局确实紧张至极！

从徐向前个人来说，当时“南下之争”过去不久，他本人也背负着一定压力；第四次反“围剿”遭遇困境，也有一些声音认为这跟徐向前有关，这时候他出来讲话，是不太合适，而且用处不大。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徐向前的组织纪律性。当时肃反的大环境中，人人皆可被怀疑，人人皆可被审查，你徐总指挥的老婆就跟别人不一样？为自己老婆说话，徐向前是做不出来的。要是别人或许还行，比如就在此前不久他还救了周希汉一次，就是从保卫局硬要出来的。

而且，我相信徐向前是没有想到后果的严重性的，审查嘛，顶多吃点苦，清白如水、一心革命的程训宣应该能过关。清者自清，相信组织吧。据其身边人回忆，徐向前确实也说过类似的话：程训宣过关没问题。

之后徐向前一直打听程训宣的消息，但没有人告诉他。直到1937年到延安后，才知道她早已被害。

一向隐忍自持、顾全大局的徐向前专门去问经手此事的当时的政治保卫局局长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

周纯全回答的很老实：“没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

此时的徐向前会是什么心情？悲愤、愧悔、怜惜…

特别当他逐渐了解到程训宣被关押审讯的一些细节时，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她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而主要是为了自己的丈夫。徐向前此时的心情，有什么词汇可以描述？

程训宣很坚强。

她被反复拷打，被吊起来打，屁股都被打烂，被反复逼问，但始终不屈。她不承认强加给她的各种罪名，更不承认他们对徐向前的各种诬陷。

时任四方面军军械股股长、曾当过徐向前警卫员的张波亲眼见到了被关押的程训宣。

张波听说程训宣被关押后既惊愕又着急，于是想法设法去探望了她。

走进牢房，张波“看见程训宣正蜷缩在潮湿的地上，脚带镣铐，遍体鳞伤。”

此时程训宣还不知道徐向前已离开苏区在前方作战，她告诉张波，不要告诉徐向前她被关押的地方，以免连累到他。

她请张波转告徐向前：我不是反革命，不是什么“第三党”、“改组派”；请徐军长（原文如此。应该是按之前红四军军长称呼的）放心，尽管保卫局用肉刑逼供，但我没做任何伪证，宁死也不会做对不起徐军长的事；他们说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与徐军长有关系，我说徐向前对党赤胆忠心，不容陷害，他们就用肉刑拷打我，看来我活不长了。

这是八十年代张波在某座谈会上口述的记录，时日久远，自然不可能准确记住当时的字句，但意思应该差不多，因为这是程训宣托付他转达的话，他自然会格外用心。

另外，还有其他人的回忆可资印证。程训宣的婶娘黄凤仙跟她一起被关押，临刑前，程训宣脱下身上的棉衣，交给黄凤仙，她说：这是我跟军长结婚时穿的，我把它留给你暖暖身子。…

她叮嘱黄凤仙和同在牢狱中的其他难友，如果有机会，请他们转告丈夫徐向前：'你的妻子对你是忠诚的，对党是忠诚的。我是为了革命而死的，不要为我难过。'

这样的女子，怎能不让人深怜痛惜呢？

后来有人评价说，程训宣是徐帅一生至爱，我觉得她当得起。

徐帅在回忆录中称她为“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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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训宣的棉衣。珍藏于红安县革命博物馆。黄凤仙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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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无常，何况生死离别都那么平常的革命年代，太多无奈，太多无奈，那么脆弱，那么脆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当你领略到这种人生的悲哀底色时，你或许就能明白那些寻常情节有多么不寻常了。当你真的感受到所谓“无常”即是常态时，那些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浪漫句子或许就再也说不出口了。“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因为这话那么幼稚，那么不负责任，只是小孩子们不走心的呓语而已，一个“大人”，怎么可能说出那样的话语。

所以，“大人”的多情，却似无情。

徐向前并没有过多的表示，而是将她深藏在心底，“藏在任何人、任何岁月，都无法触及的距离。”

建国后，程训宣的大哥程启光将老母亲接到北京，徐向前听说后，立即赶到程启光家。

见到老太太，徐向前“泪水涟涟”地喊了一声：

“娘，你身体可好！”

这一声“娘”包含了怎样的情义啊！

后来老人在北京住不惯，回到老家，徐向前也经常寄一些营养品之类的东西给老人家。

还有个流传甚广的说法，说程母不知道女儿早已离世，徐向前为了安慰老人，一直骗老太太说程训宣在外地学习，直到老太太离世。这个说法本人未见过原始出处，有知道出处的朋友还望不吝赐教。

据说徐帅临终时喃喃低语：训宣，我来了…

这个本人也未见原始出处，但我愿意相信。即便是后人演绎，我觉得也演绎的合乎逻辑，合乎人心的真实。

徐帅逝世后，程训宣的族侄程昌辉发来唁函，代表程氏后人对徐帅表示哀悼。徐帅儿子徐小岩非常感动，自此与程氏后人保持了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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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岩与程昌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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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徐小岩将军到红安追寻父亲的战斗足迹，凭吊先烈，即由程昌辉接待陪同。

在革命烈士陵园祭奠了先烈，参观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之后，徐小岩专程前往程训宣墓地祭拜。

他按照传统礼仪，双膝跪地磕了三个头。然后采摘了大别山的山菊花和松枝，编成一个花环，摆放在程训宣的墓前。

山菊花，松枝，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徐帅的意思，但这些东西太适合摆在程训宣的墓前了。

徐小岩将军称她为“训宣妈妈”。这也是他行传统大礼的原因。

徐小岩对“训宣妈妈”的感情来自何处？正如他自己所说：“老父亲在世时，时常提到训宣妈妈，…”

这就是念念不忘。

徐小岩对程训宣的感情正是徐帅这种念念不忘的回响。

所以如果说徐向前弥留之际说出程训宣的名字，那是完全合乎剧情的情节。

程训宣就是盛放在他心上一道伤疤，永远都在，永远都疼，永远都鲜活如初。

5

虽然日子还得继续，但你不能指望那些经过千磨万击的心还能继续脉脉低语，情话绵绵；他不是悲观，他不是心碎，只不过一个“大人”在人世的风刀霜剑里走过了一程，他对人事有了更切实的理解，他已经不惯浮华。

这样的人往往不容易被人理解，特别是当对方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时。

徐向前第三次婚姻已离婚收场，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

1939年，时为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徐向前，在政委朱瑞夫妇的撮合下，与山东根据地的女干部王靖结婚。

此前，一是工作太忙，一是也没那个心情，虽然有人给他提过这事，但都被他拒绝了。

到山东后，40岁的一纵司令员还是个单身汉。

政委朱瑞觉得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以党的名义，“组织要帮助老徐解决这个问题。”

朱政委让夫人陈若克组织了一个由几个人组成的“红娘团”，负责物色人选。当时正值第一区党代会期间，人比较集中，选来选去，最后由作为“红娘团”之一的干部科科长推荐，选中了时任蒙阴县妇女部长的王靖。

王靖，原名王爽兰，生于1921年，时年18岁；山东荣城人；上过师范，有文化，工作上也有热情；1938年初加入抗日队伍，是胶东地区著名的“王氏十二姐妹”之一。所谓“王氏十二姐妹”是指胶东地区最早参加抗日队伍的十二个女青年。她们为了避免牵连家庭，减少相关影响，遂以假名字行世，都改姓王，从王大、王二这样一直排到王十二，其中王三就是王爽兰。（顺便说一下，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不好，排到老八怎么办？前边几个小姐妹还真研究过这个问题，结论是，就这样，管它雅不雅！）

“红娘团”分析着王靖的方方面面，看合不合适与司令员结合。

陈若克觉得很合适，按他的分析，年轻，可以照顾身体不好的徐司令员，有文化，可以帮徐司令员管文件…

唯一不太好的就是王靖出身地主家庭。但这也不是大问题，最后经朱政委一番分析，妥妥的一点问题没有啊。

定了。虽然当事人双方还不知道这事，但已经定了。

接下来在会场里，陈若克主动坐在王靖身边，台上的朱瑞心领神会，先相了相王靖本人，表示满意。

台上徐向前正在讲话，台下陈若克主动跟王靖搭话。

“你知道讲话的是谁吗？”

“他不是徐司令员吗？”

“以前就认识？”

王靖轻轻摇了摇头，手中笔继续不停记录着。

“以前听说过吧？”，陈若克又问。

“以前在报纸上看到过“捉拿徐匪向前”的文章。你问这干啥？”，王靖说。

陈若克笑笑。然后又说：“徐司令真好，很会关心人。”

王靖没作声，手中仍在记录讲话内容。

陈若克又说：“他可真有水平，大家都很佩服他。”

王靖略带困惑地看了她一眼，没说话，然后继续记录。

陈若克继续：“老徐非常实在，又很朴实，不管干部战士，都叫他“老班长”。”

王靖没抬头，只是淡淡的说：“我看老红军都这样。”

陈若克继续：“不过，老徐和别人可不一样。谁要是给他当老婆，准能享福。”

…

以上对话出自王文仲的《游击三千里》，王文仲当年采访过很多老人，很多细节应该都是比较可靠的。

详细引述这些对话，是因为我觉得这些对话很有内容，比如它能反映出王靖的某些性格，比如它反映出王靖作为一个年轻女子对徐司令员作为一个男人的感觉，这些细节，潜藏着两个人婚后生活的脉络。

会议结束后，陈若克向朱瑞和徐向前引见了王靖，然后把她带到妇联，于是“红娘团”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围攻”；这边朱瑞在回驻地的路上也开始作起了徐向前的工作。

长话短说。徐向前表示不合适，但朱政委认为很合适。说道理很少有人能说得过朱政委，最后朱政委表示，组织上要关心革命同志，关心你的生活，帮助你建立革命家庭。这个高度就不一样了。

于是徐向前表示，我的意思是不提这事，如果非要办，就把我的情况跟对方说清楚，…

另一边，“红娘团”轮番上阵，王靖没办法，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互相了解一下再说吧”。

陈若克认为这就算同意了，直接拍手笑道：“好，好，就这么定了。”

一会的事，就这么定了！

定了那就办呗。陈若克马上把王靖带到朱瑞处，朱瑞再亲自跟她谈话，也算代表组织跟她谈话了。

这是朱政委的强项，他讲的道理很有道理，让人听了很舒服，而且引经据典，马克思与燕妮，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孙中山与宋庆龄，鲁迅与许广平…

就在王靖听得入神的时候，朱政委说，好了，就谈这么多吧。你说“考虑考虑”、“以后再说”，我看就别“以后”了，也别“考虑”了，我现在就带你到向前那里去，都是革命同志，有什么话见面说吧。你和他就面对面去“考虑”吧。

两人当天就单独见了面。

第二天一早，“红娘团”就笑笑闹闹地把王靖带到了徐向前住处，于是大家让徐向前请客，徐向前让警卫员买了一包花生、大枣一类的东西，倒在桌上，大家吃了一通，于是，“礼成”，婚礼就算完成了。

有人称徐向前这次婚姻为“轻骑突击”式的婚姻，有这个意思，但还不足以形容其速度，我们常说谁谁闪婚，可有谁能“闪”到这种程度！

这种缺乏必要了解的结合也为后来的生活埋下了隐患。

从某些当事人的回忆材料来看，王靖人很不错，泼辣干练，没有架子，很有工作热情，但毕竟年轻，性格又比较强，关键是，在那种不同寻常的闪婚过程中，两人根本没有任何了解对方的余裕以便发现某些性格上的不融洽的地方，也没有时间冷静一下，问问自己的内心。

是的，我的意思是，他们彼此之间没有感情，那种男女之间的感情。有些伴侣就是这样，实际上双方都没问题，但就是不搭，就像前世仇怨一样。

这时的徐向前或许根本无心情爱这回事，结婚就是结婚，如此而已；而王靖太年轻，她大概也不懂情爱这回事，崇拜和佩服常常被年轻女子误以为是爱，而且政委讲的美妙道理，红娘团的热情煽动，她大概也是迷迷糊糊就结了婚。

这是两人婚姻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

记不清那本书了，里边的女主说，我知道我连他的一根小指头都比不上，但我就是不爱他。

我觉得王靖未必有这么清晰的思路，但出于一个年轻女子的直觉会时时刻刻指引着她的反应。

王靖对徐向前不错，比如由山东到延安的路上，在遇到敌人突然袭击时，为了保证徐司令员的安全，王靖同几个警卫员一起以身犯险，负责引开敌人；比如在延安徐向前小腿骨折时，王靖也曾端屎端尿照顾过他。

但你琢磨下，一个妻子，即便一个很勇敢很笔自己丈夫的妻子，在危险来临时她会有什么反应？

她太冷静了。她做出的更像是一个忠诚的战士所应该有的反应，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忠诚的革命战士在勇敢地保卫自己的司令员。如此而已。

徐向前小腿骨折，正直善良的王靖作为妻子，有义务照顾丈夫，她应该那么做，所以她就那么做了，就是这样。后来她要生孩子，就住进了医院，一住三个多月，期间据说对家里少有关心，徐向前躺在家里，直到王靖带孩子出院，徐向前才第一次见到三个多月大的女儿。是啊，我有事，我在医院，那就在医院，家里的事暂时无能为力。

就是这样，只有职责，只有义务，只有应该怎么做，但没有温度，没有企盼，没有一步三回头，没有我想怎么样、他会怎么样。一切都不错，一切又都不对。

你徐向前很好，很了不起，但那又怎么样？

这在一个年轻女子感受里是毫不奇怪的。

从现实生活的一方面看，一个了不起的人未必就是一个好丈夫，或者说，大概率不是一个好丈夫。

徐向前作为一个有着纯粹无产阶级信仰的革命家，他的简朴和自律异乎寻常，以至于有人说他“太过分”。作为他的家人，你就得陪着这个高尚的人一起高尚。回延安的路上，吃饭时都是徐向前与随行医生王照新一起吃，新婚没多久的妻子王靖则和警卫班一起吃。在延安时，王靖年轻爱美，也没过分，就想让人把窑洞用白灰刷一下，就像其他领导人那样，但徐向前知道后大发雷霆：“你怎么就想自己的事，你看看那些战士都住什么地方，亏你也想得出来。”就没让弄。睡觉的地方就是板凳上搭木板，连张床都没有；一套薄薄的旧被褥，却坚持不要新的；即便养伤，也不要任何特殊照顾…

再加上深沉木讷，看起来了无情趣，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深刻的感情基础，如果不是打深心里真的理解他，崇敬他，爱他，跟他生活在一起应该真的会很压抑。何况王靖这么年轻，才二十岁！

所以两个人到延安后一安顿下来，都多东西就凸显出来了。据说动不动就拌几句嘴，一拌嘴就谁也不理谁。总之，气氛不对。

有这些背景，再看激发两人矛盾的手术问题就不觉得太突兀了。

王靖生完孩子刚出院一个月，又因病住进医院，具体什么病难说，后来大家也都不关心这事，因为王靖这次去医院时做了件大事。

她竟然在未跟丈夫沟通的情况下做了绝育手术。原因是她觉得孕期反应太大，而且她想更好地投入工作。

不知道这位女英雄“王三”是怎么跟医院沟通的，医院居然真的在没经过家属同意、没通知人家丈夫的情况下就给人做了绝育手术。何况，这是领导的夫人啊！真服了这些老大了！

动完刀了，医生们才感觉到这事的严重性，这才知道害怕。

谁都不敢吭声，但不说也不行啊，最后是院长鼓起勇气打了电话。他用了点技巧，打通电话后，以汇报领导夫人平安的方式来说话，大意是说报告领导，您夫人恢复的不错，过几天就可以拆线了。

这家伙，徐向前一听自然会问，拆什么线？

院长这才婉转地说了手术的事。

徐向前一下子就火了，当时就摔了电话。但他不迁怒，不针对医院，就是生王靖的气，他对警卫员说，把她给我叫回来，我要和她算账！

哪讲过徐向前发这么大火啊，警卫员也吓坏了，出去后直接去找了朱总司令，朱总司令夫妇赶到，又打电话叫来了院长，几个人一起安抚，做工作，算是暂时平息了徐向前的怒火。

王靖出院后，觉得这么几天了，又经过朱总司令劝导，他应该消火了，找了个自认为的好时机，想跟他解释下。

没想到她一开口，徐向前仍是大发其火。

徐向前拍着桌子，指责她这样大的事竟然自作主张…

王靖一听也是发火：“我就自作主张，你能把我怎么样？”

“天下的女人哪个不生儿育女，就你特殊？”

“我就真么特殊，你能把我怎么样？”

…

我觉得王靖的反应自然而然，应该是脱口而出。面对丈夫的指责，她没有解释，也没有必要的愧疚，直接就是我就是…，我就是…，她不愿意跟你讲道理，不愿意跟你解释。

这事之后，本就不那么和谐的关系应该算是彻底凉凉了。

不久，王靖即把刚一岁多点的女儿交给徐向前，自己出去工作了。

1943年，两人正式分手。

之后，应该主要是出于对王靖的保护，徐向前一直避免提及这段婚姻，在其回忆录只字不提，《徐向前传》也未提及，应该是他的意思。

这个很容易理解，以徐向前的地位，如果他提及此事，对王靖或许会有很大的影响。最起码，对她的生活多少也会有所影响。

王靖之后默默无闻，但安然到老，八十年代以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教授的身份退休。

缄口不提，或许就是夫妻一场的情分。

6

婚姻不易，遇见一个合适的人更是不易。

不是你人好、条件好就能更容易，因为你在什么位置，就有什么位置的需求；在一个纯粹的革命家的位置，你就得需要一个宽厚的、无私的、能理解你、配合你的人相伴。

也不是你了不起，你很厉害就能更容易，感情本身有其神秘性，这个不说，只说你一个了不起的人，你的精力都集中在你那了不起的事业上了，那你生活中或许就是个木讷、古板、无趣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了不起”恰恰就是你婚恋上的短板。

所以说，徐向前这样的人，想遇到一个合适的伴侣并不容易。

但老天开眼，半身孤苦、情路坎坷的徐向前在45岁这一年终于遇上了他的另一半，黄杰。

黄杰是理解他的。

你那过于“糊弄”的婚礼人家丝毫未在意；你漫天风雪中立即就要去前线，人家二话不说拖着大肚子跟着你去；你廉洁俭朴到“不像话”，人家无保留地支持，跟着你的要求来；甚至人家一个南方人吃饭也跟着你的山西口味，跟着你吃野菜…这不仅仅是为了丈夫，黄杰本身也是低调质朴，宽和干练，作风上跟徐向前很搭。

更重要的是，同样情路坎坷、久经风浪、对现实和人生有着更深切理解的黄杰同志，她能理解这个这个沉默寡言、深心如海的人。

因为理解，所以有爱。

她也不是那个轻易将爱说出口的年纪了，但她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那个字，她的温暖的陪伴，可以说是徐向前曲折人生中最深长的安慰。

徐向前去世后，黄杰将自己的生日改为徐向前生日的那天，以纪念自己的伴侣；2007年，98岁的黄杰病重住院期间，将自己用的拐杖放在病床边，不许任何人动它，因为，这是他家老头亲手为她做的。

徐向前为老伴做了拐杖，还细心地在拐杖头上套上橡皮套子，用以防滑；徐向前一向委曲求全顾全大局，但特殊时期有人诬陷黄杰是叛徒时，他悲愤交加，坚决支持黄杰。

徐向前极少表达过爱意，就连临终时对夫人说的话也很刻板：黄杰，谢谢你多年的照顾。

但没关系，她懂。

虽然他永远不会有个直白的表达。

1947年，黄杰生孩子后住在冶陶，徐向前在临汾前线指挥作战，夫妻分离，徐向前写信给黄杰：

他说衬衣，聊战局，讲自己的忧虑：

“…我已几年不直接指挥打仗了，这次一出马就遇上一个硬核桃，而部队又多系新成立的，战斗经验不多，战斗力不很高，真是使人焦心。…”

“…唯因作战拖延时日甚久，消耗伤亡甚大，不免常感不安。…”

打下临汾后，他又写信给黄杰，表示：

“…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因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新兵团，战力不强，装备又差，我自作战以来常常担心，甚至有时通夜少眠而焦虑万分。万一伤亡很大，消耗很大，而临汾又未能攻下，那时如何办呢？…”

像这些话，徐向前作为军事主官，又在那个地位，他向谁说呢？我们只看到他信心满怀，只看到他坚如磐石、决心似铁，只知道他说“就是胡子打白了也要把临汾打下来”，只看到他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攻克不成问题”，但他的焦虑，他的不安，他的担心，向谁说呢？当然，这倒不是说他没有信心，就是一种情绪而已。而情绪需要释放。

徐向前终于有个人可以倾诉了。

这在任何人都是一种运气，对一个“大人”而言尤其如此。

而一个“大人”可以向另一个人倾述心曲，宣泄他的焦虑、不安、困惑，这本身也是一种深沉的爱意。

虽然，他终究不能直白地说出口。

他写信就是聊聊工作，聊聊闲话，并不及情，但娓娓絮絮中，自有一种深切的情感弥漫。

在一封这样的信中，闲话之后，他在末尾写道：

“在冶陶时积雪满地，现已麦穗如浪，时光虽快而临汾将下，思之心将释然矣。”

他思念自己的妻子，他的意思是“想你”，但他说不出口；他只是说在冶陶分别时还是冬天，但现在已经是麦浪滚滚的季节了，很长时间了啊；然后呢？他接着一转，就说“思之心”就要平息了（到这了他也不说想念，不说思念，而用更辽远更模糊的一个字，“思”）。怎么就“将释然”了？因为“临汾将下”。这哪跟哪啊！但你轻轻的读一遍，再读一遍。未言及情，却情满纸笺。或者说，情满纸笺，却未言及情。

似往已回，如露匪藏。还没说出口就已经“释然”，这不是文学修辞，这是一个“大人”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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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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